鲁迅毕竟不是小孩子了,他对命运之神的恶意,不会再像童年时候那样懵然无知。他在理智上确实有错觉,但在下意识里,他的实际人生体验还是会深深地影响他。倘说他这时正信奉一种启蒙主义的乐观的信念,这乐观的信念本身,却又分明受到他另一些情绪的持续的侵蚀。
  比方说,他在弘文学院探究中国人的国民性,这当然是表现了强烈的启蒙热情,可你看看他这种探究的具体角度,“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传只管很好看,……但按之实际,却全不是这回事”,①中国人的毛病不只在愚,更是在诈;不只在麻木,更是在虚伪——看到他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中国人,恐怕谁都会认定,是有一种对人的深刻的不信任在影响他吧。也就在这时候,他迷上了俄国作家安特列也夫,同时翻译他两篇小说,一篇译名为《谩》[即欺诈],表现人世间的无真诚,另一篇译作《默》,描写一家人互不相通,只会默然相对。他又那样喜欢尼采,桌子上经常放一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个是对人间阴冷的犀利的洞察,一个是对卑劣人种的整个的唾弃,它们居然能引起他的强烈的共鸣。那理想主义的启蒙热情,显然还不能占满他的身心。在鲁迅这时期的论文中,一到驳斥那些他认为乖谬的主张,发动的第一步攻击,往往是挑剔主张者的实际动机,揭发他们的心口不一,这不正是他那个探究国民性的角度的延伸吗?我不禁想起绍兴城中那个在当铺和药铺间匆匆奔走的少年人,想起他十多年来对周围卑劣人心的敏感和憎恶,在上面举出的现象当中,这敏感和憎恶是太明显了。
53138太阳集团其他网,  再比方说,他写那么多文字来鼓吹进化沦,《人之历史》是不用说了,像《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沦》,只要讲到欧洲和人类的历史,他都一概描述成不断进步的图景。可是,一涉及中国的事情,他的立场就不同了。对中国的现状,他是彻底否定的,什么“本根剥丧,神气旁皇”,什么“**华土,凄如荒原”,②说得一无是处。可对中国的过去,他有时候却相当推崇,譬如《文化偏至论》一开头,他历数从轩辕氏到元明时代中国与外国的种种比较,非常明确地断言,中国人以往的“益自尊大”是“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于理极者矣!”③过去好,现在糟,这不等于是说历史倒退吗?在另一处地方,他还这样描述中国文化的变迁:“顾吾中国,则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其所崇爱之溥博,世未见有其匹也。顾民生多艰,是性日薄,洎夫今,乃仅能见诸古人之记录,与气禀未失之农人;求之于士大夫,戛戛乎难得矣”,④这不正是一幅历史沉沦的标准图景吗?就在西方的理论使他相信历史必然进步的同时,对中国的现实感受却使他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社会文化是在一路倒退。进化论讲自然淘汰,本来包含对退化的关注,可鲁迅对进化论的兴趣,却主要不在这一方面,在情感上,他对弱肉强食那一套理论,根本就非常反感。他更不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他最看重的是中国的将来。因此,一旦他在中国的历史当中找不到一个历史必然进步的证据,这会对他对将来的乐观期望,造成多大的威胁呢?还有比这更大的矛盾。他这时候正以启蒙者自居,可他写下的几乎所有文章,都明显表现出对于民众的轻蔑,像“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⑤像“人人之心,无不泐二大字曰实利,不获则劳,既获便睡,纵有激响,何能撄之?”⑥简直比尼采还要严厉。对民众是否接受启蒙,他更是没有什么信心,他甚至有一种相反的看法,以为民众多半要迫害启蒙者,从“一苏格拉第也,而众希腊人鸩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磔之”,⑦到拜伦的“世辄谓之恶人”,雪莱的“人不容彼,而彼亦不容人”,⑧每当赞颂这些天才,他总不忘记特别去指出,他们是怎样地为世人所不容。他还由此引申出一条规律,说大凡先知和启蒙者,都难免要被人视为恶魔:“正如中国所谓叛道,人群共弃,艰于置身。”如此蔑视大众、把他们对启蒙的态度设想得这么坏,我实在要怀疑,他又怎么能维持住向大众启蒙的热情。大概也就是这种对大众的深刻的不信任,使他自我激励的誓词“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显露出那样双重的意味,既是发誓献身,却又倍感孤寂。他甚至把承受孤独判定为启蒙者的一项必备的条件:“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⑩我总以为,启蒙者是不能对多数失去信心的,因为他的希望,他个人的价值,就正系在那个多数身上;他也不能把孤独视为当然,更不能把它看成自己的永久伴侣,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孤独正意味着他的无能和失败。当然也可以说,鲁迅这样强调孤独,是一种愤激之辞,他的本意,还是在给自己打气,希望能借此更牢固地站稳启蒙者的立场。可是,就在他用这样的方法来增强自己的启蒙毅力的同时,这方法也会不知不觉地将他引离开启蒙的立场:“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11⑩。对大众的是否觉醒都无所谓了,哪里还是一个启蒙者呢?
  再来看他对科学和物质作用的认识。一九0三年他写道:“工业繁兴,机械为用,文明之影,日印于脑,尘尘相续,遂孕良果……”12似乎只要物质进步了,社会的精神自然就能进步。他后来写《说铂》,写《科学史教篇》,去仙台学习医学,也都是表现了这种确信。可是,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有那样透彻的认识,实际生活又随处可见种种远非物质进步所能改变的病态现象,他对自己的确信,又禁不住要发生怀疑。尤其从仙台返回东京以后,更公开发表相反的意见:“纵今物质文明,即现实生活之大本,而崇奉逾度,倾向偏趋,……必将缘偏颇之恶因,失文明之神旨,先以消耗,终以灭亡。”13顺着这条“搞物质而张灵明”的思路,他一直走到了替中国传统文化大声辩护的地步:“今世冥通神*之士之所归也,而中国已于四千载前有之矣!”14他甚至替佛教辩护,反对占用寺庙来开办新学校:“事理神秘文化,决不为理科入门一册之所范围。”15从《科学史教篇》的对于科学局限的承认,到《破恶声论》的对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赞扬,他走得如此之远,现实中病态人心对他的刺激,实在太强烈了。
  当鲁迅坐在榻榻米上一支连一支地吸烟,伏案疾书的时侯,他大概没有想到,他写下的这些长篇大论当中,竟有这许多矛盾的地方。历史究竟是进步的,还是不进步甚至倒退的?个人的价值究竟是在自己身上,还是在社会和别人身上?对一个性会的拯救来说,究竟是推动物质进步最重要,还是重建精神信仰最重要?他在东京的那几位朋友,倘若有谁向他追索过些问题的答案,他多半要回答不出的吧,就在那启蒙主义的乐观信仰催促他拿出斩钉截铁的回答的同时,另一种深藏的怀疑却会伸出手来,在半道上截住它们。在那个意气风发的启蒙者的姿态背后,实际上是一颗被各种矛盾纠缠住的犹豫不定的灵魂。
www.53138.com,  灵魂的矛盾必然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当时的东京,正是中国流亡者云集的地方,许多反抗清朝的政治和军事组织,都以这里作为基地。其中有一个光复会,主干都是浙江人,全神贯注于组织暗杀和会党起义,在反清组织中,态度特别坚决。以鲁迅当时的救国热情,他很快就成为这些团体活动的积极参加者,演讲会也好,讨论会也好,常常都能看到他那双专注的眼睛。他和光复会的关系尤其密切,光复会的实际领袖陶焕卿,就是他的熟朋友。到后来,他更加入这个组织,他的住所,也一度成为陶焕卿存放会旗、标识和其他重要物件的秘密地点。在同伴中间,他的情绪往往特别激烈。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结果被恩铭的亲兵剖腹挖心,消息传来,他在东京的一次集会上慷慨陈辞,忽然听到有人在一旁冷言冷语,更大光其火,从此对那人产生反感,久久不能释怀。
  可是,这仅仅是他的一面,他还有完全不同的另一面。既然参加了光复会,就要接受领导人的指派,有一次,一个任务落到他头上,让他也像徐锡麟那样,回国去刺杀清廷的某位大员。他当时接受了。可临动身前,他又去找那布置任务的人:“如果我被抓住,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这很令人扫兴,一个刺客,怎么能这样顾虑重重呢?于是光复会收回成命,不要他去了。鲁迅很爱母亲,他对她将来的生活的顾虑,自然是真实的。但我想,他所以又回去问,却恐怕不止是出于这一份顾虑。要做徐锡麟那样的刺客,需要具备特别的心理素质,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要能信赖集体,将自己完全交出去。鲁迅虽有报国的热情,却不是一个愿意将自己完全交给别人的人,原因很简单,他不能无条件地相信别人。即便一时冲动,时间稍长,他对卑劣人心的体验,对一切冠冕堂皇的东西的习惯性怀疑,势必会一点一点瓦解他的冲动,使他重新犹豫起来。有一次在东京,他目睹一个反清团体的领导人,就在手下人进行军事袭击,随时可能遭难的时刻,坐在那里谈笑风生,仿佛毫不在意,不禁“惊佩不至”,直到许多年以后,还一再对人谈起。16我够想象他当时的震惊,处在他那样的心境里,恐怕任何人都会和他一样,要从那可能已经丧命的手下人的立场,来重新审视所谓“牺牲”的意义和价值吧。我相信,正是类似这样的重新审视,使他会对朋友这样说:“假如焕卿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们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幸免!””他对陶焕卿都如此看,怎么可能义无反顾,跑回国内去当杀手呢?
  鲁迅虽然有种种充足的内心理由,但在当时那样慷慨悲歌的气氛里,他又早作过“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宣誓,结果却中途变卦,推卸使命,对人对己,总有点不大好交代。因此,这件事一直成为他的一块心病,将近二十年后,他还不断地为自己解释。他多次对许广平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甚至坦率承认:“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刺激的结果。”18这都是直接的解释。有一次许广平问他对暗杀的看法,他回答说:“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两回类似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事,就不大赞成。”19这就是间接的辩护了。类似这样的反对牺牲的活,他后来更一再说起,到三十年代还没有停止。说实话,我并不相信他拒绝当刺客时,就已经想到了这么多,它们多半都是他事后持续思考的结果。但也惟其如此,更显出了他当时那份犹豫的强烈程度,荣誉感和使命感的压力那么大,到几十年后还使他感到沉重,要竭力解脱,他最终依然拒绝当刺客,他内心的矛盾有多深,也就无须再说了。
  当然,最能够表现他这时候的行为矛盾的,还是他对婚姻的态度。他到日本不久,就接到母亲来信,说已为他订了亲,女方名叫朱安,是按旧式规矩教养大的,不识字,也没有见过他,但母亲见了喜欢,便托人说媒,订了这份亲。这是典型的包办婚姻,鲁迅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反对,要求退婚。母亲的第二封信很快就来了,说不能退婚。鲁迅只好后退一步,提出两个条件,一要朱安放足,不再缠小脚,二要她进学校念书,学认字。显然,他这时对自己的婚姻还抱着希望,即使不能自己选择,也想尽量将它改造得符合理想。可是,母亲的第三封信又来了,传达了朱安的意见,一,脚已经缠了多年,放不大了;二,不愿意进学校念书。事情到这一步,已经非常明白,从肉体到灵魂,朱安都是一个旧式女人,接不接受她,就看你的选择了。鲁迅没有立刻回信,似乎是想推迟选择。可没过多久,一九0六年夏天,母亲的信又来了,说自己病重,要他速归。他匆匆赶了回去,可一跨进家门,却看见母亲好好的,她没病,诳他回来,是要他完婚:无论时间上,还是地理上,他都没法拖延,必须立刻决定,你究竟接不接受这个荒唐的婚姻?
  鲁迅接受了,他如期出席婚礼,头上还装了一根假辫子;婚后第二天,也按着习俗随朱安去娘家“回门”,似乎是愿意尽量地符合礼数,但是,这并不表明他真愿意屈服,婚后第三天,他就搬到母亲房中去睡;再过一天,更干脆离家远行,回日本去了。这就很奇怪了,如此无情地弃妻而去,说明他井没有放弃对理想婚姻的渴求,正因为这种渴求非常强烈,却又遭到残酷的打击,他才会产生这样决绝的报复冲动,可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要接受这个婚姻呢?他自己作过多次解释。一是说不愿意违背母亲的愿望,为了尽孝道,他甘愿放弃个人的幸福。二是说不忍让朱安作牺牲,在绍兴,订了婚又被退口娘家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三是说他当时有个错觉,以为在酷烈的反清斗争,中他大概活不长久,和谁结婚都无所谓了。
  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实活。当他作出选择的时候,他脑子里正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绍兴家乡的世界,它用多年积累起来的传统伦理和习惯意识,在他内心造就一种甘于忍受的心境,以至他一旦返口家乡,面对亲人,心理上便很自然地倾向于担任牺牲者的角色。另一个则是东京留学生活的世界,它刺激起他的血性,又灌输给他那么多理想和抱负,以至他一旦冲动起来,便情不自禁地粑自己想象成救国救民的志士。有意思的是,在他面对婚姻的时候,这两个世界并非简单地站在两边。一个诱使他接受,一个力主他拒绝,而是相反,它们彼此融合,互相渗透,一起把他推向朱安的怀抱。他决意为了尽孝而牺牲自己,当然是表现了传统伦理对他的深刻束缚,但是,这不同时也表现出一种自信,一种有能力承担牺牲的重负的自信。甚至是对这重负的不自觉的轻视吗?你从这自信和轻视背后。是否又能看见那意气风发的启蒙心态的影响呢?他对朱安的怜悯,自然是表现了对弱小和无辜者的人道主义的同情,但是、他这样将朱安娶来,又弃她而去,不同样是造成她的不幸吗?他所以想不到这一点,也正反映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伦理思路的影响吧。同样,他预料自己活不长久而同意接受朱安,自然是表现了东京的激昂气氛的刺激,但是,这同时又表现了一种深广的悲观,一种对个人幸福的不自觉的放弃。而在这些背后,那绍兴的世界强加给他的阴郁心绪,不也相当明显吗?他为这场婚姻举出的三个理由,真是把他的内心矛盾的复杂性,表现得再清楚也没有了。
  鲁迅因到东京,一定有一种轻松感,他可以抛开家里那些烦心的事,专心从事启蒙了。可他没有想到,就在东京,也有一连串烦心的事情等着他呢。
  他早有一个办杂志的计划,到这一年返回东京的时候,已经聚集了几位愿意撰稿的同志,经费也有人答应提供,于是他兴致勃勃,设计封面,选择插图,最后连刊物的名字也决定了,叫做“新生”,一个标准的启蒙主义刊名,可是,事情很快又变了,先是,一位撰稿人去了英国,音讯全无,原先答应的稿件,一个字也不见寄来;接着是那位答应出钱的朋友,支支吾吾地食了言,剩下鲁迅和其他两位不名一文的人,对着那些插画和封面草图发怔。当初办杂志的消息传出去时,留学生中间便有人连声讥笑、一位冒失鬼甚至当面来问:你们办这杂志有什么用?现在是连杂志也流产,什么都不用回答了。
  但鲁迅并不泄气。他一面在其他留学生办的杂志上接连发表文章,抒发那些他原想借《新生》来抒发的意见,一面又与也到日本来留学的周作人一起,筹借资金,寻找出版商,要将他们翻译的那批俄国和巴尔干作家的小说结集出版。经过一年多努力,书终于问世了,就是分成两册的《域外小说集》、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新生》,倘能够有影响,多少也可以弥补《新生》流产带给他的失望。可惜的是,书的销路很差,上册印了一千本,下册印了五百本,可上下册加在一起。卖出去的还不到一百本。那堆积在寄售处库房里的剩余的书。足以将鲁迅内心又一次燃起的希望之火,彻底熄灭。
  《新生》的流产和《域外小说集》的滞销,向他清楚地展示了留学生活的暗淡前景。他在日本已经住了七年,最初的狂热日渐消减。思想上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他也越来越容易怀疑和犹豫了。倘若在这时,能有实际的成绩做出来,那还可以坚定原先的启蒙信念,偏偏又接二连三地遭受挫折,就不能不使他为以后感到担忧:接下去做什么好?就这样坐在公寓里读书、学德语?也就在这时,绍兴老家又一次向他撒出网来:因为家中添了朱安,生计日艰:周作人又在东京读书,还要和那位自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急需接济,母亲希望鲁迅能回国谋生,以养全家——前面已经路途茫茫,背后又生出这么多牵制,两方面一旦合了围,留给鲁迅的回旋余地,也就没有什么了。一九0九年八月,他离开东京回国,结束了十年的求学生涯。十年前他怀着寻找国家和个人出路的热情离家远行,可现在,他却为承担他其实并不愿意承担的责任而返回故乡,当他站在轮船甲板上回顾那离得越来越远的日本海岸线的时候,他的心情会是怎样呢?我想,他一定清楚地感到了命运之神的严酷和无情吧。

  注释:那当然是彰显了远近盛名的启蒙热情。

那当然是彰显了远近盛名的启蒙热情。  ①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十九页。
  ②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二十一页,二十四页。
那当然是彰显了远近盛名的启蒙热情。那当然是彰显了远近盛名的启蒙热情。那当然是彰显了远近盛名的启蒙热情。  ③鲁迅:《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二十六页。
那当然是彰显了远近盛名的启蒙热情。  ④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二十六页。
  ⑤鲁迅:《文化偏至论》,《坟》三十六页。
  ⑥鲁迅:《摩罗诗力说》,《坟》四十九页。
  ⑦同⑤。
  ⑧鲁迅:《摩罗诗力说》,《坟》,六十二页,六十四页。
  ⑨同上书,五十三页。
  ⑩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二十三页。
  11同上。
  12鲁迅:《中国地质略论》,《集外集拾遗》,十八页。
  13鲁迅:《文化偏三沦》,《坟》三十七页。
  14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二十六页。
  15同上书,二十七页。
  16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见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五十页。
  17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0年版,二百五十页。
  18同16
  19鲁迅: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四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三十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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