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写信要求“假释陈伯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然而,在王力发出此信之后10天,中共中央派人向正在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

  就在全中国以至全世界都关注着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的那些日子里,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着一位“大秀才”,他只是风闻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却不知其详。

  然而,在王力发出此信之后10天,1981年7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派出两人前往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向正在那里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据陈伯达回忆,大意是:

www.53138.com,  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的,要对他“假释”是要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的。所以,王力的这封信要求“假释陈伯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王力的倒台比陈伯达早。

53138太阳集团其他网,  王力比陈伯达小17岁。所以,平常王力总是称陈伯达为“老夫子”。王力本来跟陈伯达没有什么交往。解放初期,王力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兼秘书长。

  1967年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亦即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其中所说的陈伯达“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这“那几个人”显然是指江青、康生、张春桥。至于“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则显然透露了保外就医之意久久小说书库(www.99inf.net)

  就个人关系而言,王力与陈伯达过去有合作,也有诸多矛盾。特别是王力下台,跟陈伯达朝他身上推卸责任不无关系。

  “这几年陈本人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1981年7月5日,王力在秦城监狱就陈伯达问题,上书“邓力群同志并党中央耀邦、小平、彭真、乔木、克诚同志”。王力写道:

www.53138.com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派人向正在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主旨精神。  1967年8月30日,王力与关锋同时下台———先是隔离审查,然后被押往秦城监狱……

  王力在信中先是批判了陈伯达:

www.53138.com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派人向正在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主旨精神。  不过,就法律语言来说,假释的人,只要不再犯事,一般认为假释之日亦即释放之日。

  这方面我就不说了,只提供他有关‘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供中央参考。”

  王力在信中详尽地列举了他所亲知的八点陈伯达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以事实来说明“《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重要建议:

www.53138.com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派人向正在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主旨精神。  “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这位“大秀才”,便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

  毛泽东阅罢大怒,斥责社论为“大毒草”!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势必会使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

  王力开始与陈伯达共事,是在1958年。毛泽东提议创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被任命为总编辑,而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升为副总编辑)。从此,王力成为“老夫子”手下的一员文将。王力的笔头快,陈伯达起草文件时,喜欢找他合作,陈伯达出主意,出提纲,而王力则迅速按照“老夫子”的意图完成文稿。自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起,王力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自1964年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陈伯达长期有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起助长作用。‘文革’头一年,我和他朝夕相处,才知道他品质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我当面和在会上都这样批评过他。‘文革’头一年陈伯达干的坏事,我早已向党中央作了揭露。”

  ※        ※         ※

  王力说:“对陈伯达判刑问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审判前后)那四个月不给我报纸看,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关起来以后,他又干了三年的‘革命’,坏事不会少。

  “《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

  在“文革”中,王力多了一项“任务”陈伯达在群众场合发表演说时,总是说:“请王力同志为我‘翻译’。”于是,王力便成了陈伯达的特殊“翻译”。

  王力长期在党内高层工作,应当说是有一定政治水平的。尽管他写这封信,是在得知“《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的前提下写的,但是毕竟还是有一定见解的。何况他自己当时也是在囹圄之中,能够写这封信,是不容易的。

  他极为关注这一审判,曾经多次要求看《人民日报》,却遭拒绝。

  本来,首先对此事负责的应是《红旗》总编辑陈伯达。但是,陈伯达把责任推到了王力、关锋头上。

  当“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时候,陈伯达担任组长,王力成为组员。

  这一决议在报上发表之后,普通的读者谁都没有注意内中极为细微的变化,即“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然而,关押在秦城监狱的王力,凭借着他灵敏的政治嗅觉,马上注意到这一点。

  王力所说的《历史决议》,是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以上这些,我过去虽陆续向领导反映过几点,但未系统讲,更没有写过。如调查证实,我建议党中央考虑这些因素。陈伯达的寿命不会太长了。如他不坚持错误,还是以给他赎罪的机会为宜。我不知判的他什么刑?只知他没有被判处死刑,又已经关了十年以上,那末,按照《刑法》也具有假释的条件了。“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这是个千古名言,不幸,毛泽东同志晚年没有做到。今后,仍然值得警戒。

  1953年,王力被派往越南,出任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长。1955年10月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

  王力在秦城监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达十几年之久。尽管如此,凭着他敏感的政治神经,他关注着特别法庭的审判,关注着陈伯达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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